关于韩愈是哪里人？有几种说法,有“河北昌黎”、“邓州南阳”、“孟州”、“修武”几种之说。通过查阅资料，进行比对，我认为根据资料的充实度、历史依据，韩愈是修武县人。
有一篇吴先生的文章，我认为很好地解释了这个问题。 原文地址：看了这篇文章，你还会相信韩愈是孟州人吗？
原文作者：吴泽。 韩愈，字退之，号昌黎，唐代河南府河阳节度使辖下之修武县南阳城人。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生于其父韩仲卿武昌官邸。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逝于长安靖安里宅第，享年五十七岁。逝后，唐朝廷封赠为礼部尚书，谥曰“文”。因此，被后人尊称为“韩文公”。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韩愈归葬于南阳(修武县)韩陂韩氏祖茔(今安阳城乡马冯营村西北)。
韩愈六岁发蒙读书，贞元八年(公元792年)24岁时进士及第。一生历任观察推官、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四门博士、监察御史、阳山县令、河南令、行军司马、刑部侍郎、兵部侍郎、潮州刺史、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官职。因其生性耿直，尊儒重礼，忠君爱国，体恤下民，因此仕途坎坷，两度被贬官，却深得民心，政声极佳。
作为唐代伟大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被后世尊为“百代文宗”、“唐宋八大家之首”。他一生所著经门婿李汉收集整理为《昌黎先生文集》41卷，外集10卷，约700余篇。千余年来，历朝历代都多次刊刻，今仍盛行于世。另外，韩愈一生创作诗歌数百首，还是唐朝著名的诗人。他逝世后，随着他的著作不断的传播，其名声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晚唐时，皮日休曾上《请韩文公从祀孔庙疏》，未果。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鉴于韩愈在儒学中的学术地位越来越高，宋代皇帝特下恩诏，追封韩愈为昌黎伯，并将其从祀孔庙。北宋欧阳修、苏轼等名家对他推崇备至，苏轼说他“匹夫而为百民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更成为历代评价韩愈的顶峰。其后的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明朝廷下诏尊韩愈为“先儒韩子 ”；清高宗乾隆三年，皇帝又下诏恩赐文公后裔为“翰林院世袭五经博士”、“世袭奉祀生”。
韩愈是修武人，乃历史沿袭下来的定论，为不少历史典籍所记载，更有大量物证。但犹如一些历史名人被不少地方所争抢一样，韩愈的籍贯在历史上也有争议。在韩愈逝世后的千余年里，关于他的故里主要有四种说法，一是“昌黎”说，二是“修武”说，三是“南阳”说，四是“孟州”说。但经过他死后二百多年的争议与考证，特别是宋代大儒朱熹出面考证，认定“南阳为河南修武”、“韩愈故里在修武”这一历史事实后，在以后的近千年已经被国内历史学界大部分人所认同，这种认同一直延续到1980年左右。1980年后，情况发生突变，孟州市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是“韩愈故里”，并得到了国内史学界一些人的响应。至此，“韩愈故里与墓冢是否在修武县”这个事关修武县重大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二十多年来一直萦绕在修武县人民尤其是从事历史文化研究的有识之士的心头。尽快澄清这一问题并发挥韩愈在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名人效应，已成为修武县领导和历史文化工作者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本次县政协组织的“韩愈故里是否在修武”大型调研活动，是在我县一些民间人士二十余年自发调研的基础上，顺应广大干群的强烈要求而开展的。正由于有着广泛的群众支持，所以调研活动进展顺利，取得了大量的很有说服力的书证与物证。纵观这些书证与物证，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一、一千多年来，历代官方和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修武县是韩愈故里。
面对这次调研中获得的大量书证与物证，我们惊奇地发现：从韩愈在世的唐穆宗时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历代官方都非常清楚地知道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在修武。现择其要者简述如下：
1.本次调研新发现的《韩文公门谱》中明文记载：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因韩愈不畏生死，深入虎穴，奉诏宣抚叛将王庭凑成功，平息了一场险象坏生的叛乱，所以在韩愈返朝复命时，当政的唐穆宗大悦，遂在朝堂当场封赐韩氏家族百顷土地扩其祖茔，这万亩土地就在修武县云台山南的青龙岭前。因为韩氏祖墓及韩愈墓都在此地，所以一千多年来都称此地为“韩陂”。这说明唐朝政府对韩愈的籍贯故里是十分清楚的。
2.本次调研新发现出土的有关韩愈的五方古碑，最早的一方“唐韩文公故里”碑，为宋代熙宁三年修武县知县高世袭刻立，是国内目前所知最早的一方“韩愈故里”碑，而且是修武官方所立。刻立这块碑的熙宁三年为公元1070年，距韩愈逝世仅246年，其可信度、权威性都非常高。其余四方古碑有明嘉靖款“唐昌黎伯韩文公墓”碑、明隆庆款“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清嘉庆款“韩文公祠祭田碑”、清道光款“唐昌黎伯韩文公故时在”碑，四方古碑也均为当时的修武县知县和县级同僚所立。这五方古碑对韩愈故里、韩愈墓冢在修武的位置，记载得清清楚楚，十分详细。
3.本次调研发现的《韩文公门谱》，记事记人上迄韩愈远祖，下至公元1984年，脉络清晰，记事详尽。谱中的数十篇序言，有不少为历朝修武县令和其它官吏所撰写。如唐大中十年修武县令杜其；唐光启三年状元、韩愈嫡孙韩绲；宋元佑六年修武县知事张 ；宋宣和四年郑州知州韩存中；金大定二十四年怀孟中路副使辛甲；元至元十三年集贤殿大学士许衡；元大德八年修武县主簿张辂；明洪武三十年修武县主簿韩景文；清乾隆十九年翰林院五经博士韩法祖；清嘉庆二十年修武县知事杨廉；清道光二十三年修武县知事冯继照，等等，均是历次《韩文公门谱》续谱时序言撰稿人。尤其是第一篇序言的撰稿人，是唐大中十年修武县令杜其。他写序言的唐大中十年(公元856年)，距韩愈逝世的公元824年，仅仅三十二年，可谓韩愈坟土未干，修武县令杜其就用不容怀疑的文字，记下了韩愈故里在修武这一历史事实。之后的宋、金、元、明、清历代修武官府，也都白红黑字、言之凿凿地记下了这一历史真相!
4.不仅修武历代官府都刻碑撰文，记载韩愈故里在修武的这一事实，河南省、怀庆府对此也态度鲜明。成于明代嘉靖年间的《河南通志》记载：“韩愈本修武人，县北三十里古南阳城，韩文公之故里也。”怀庆府编纂的《河内郡志·古迹》中也记曰：“南阳城在修武县北，唐韩愈世家焉。”自明代以来历次编印的《修武县志》，更是每次都载文明记“韩愈是修武人，韩愈故里与墓地在修武”这一事实。省、府、县各级志书，均为当政的官府修撰，当然也表达了省、府、县各级政府的看法。
5.本次调研还发现，清代乾隆皇帝恩赐韩愈后裔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派钦差大臣鹤年亲到怀庆府修武县宣旨，并在韩陂韩愈墓前竖立了御祭碑。事实上，头两位“世袭翰林院五经博士”，也的确是在修武县韩愈后裔中产生的。这件事的前后经过，现周庄乡孔村苏家祠堂清代碑中有详细记载足以为证。这就十分不有楚的说明了：清朝中央政府，也是完全肯定修武为韩愈故里的。
6.进入现代社会后，河南地方官府仍然坚持了“韩愈故里”在修武的立场。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的《河南政治视察》一书，载有《视察修武日记》一文，记载了省府视察人员香珊与修武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黎书记拜谒修武韩文公故里的经过。并明确的记录下：“青龙岭韩陂上有韩文公墓，宁城书院内有韩文公祠”。民国22年(公元1933年)河南省编印出版的《道清铁路旅游指南》一书，也图文并茂地记载了修武县“韩文公墓”和“韩文公故里”两大景点，明确指出：“文公名愈，修武人。其墓在青龙岭韩陂上……，韩文公故里在修武县城东门内，故居已废，立有‘唐昌黎伯韩文公故里’碑……其宁城书院内有韩文公祠……”。
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级人民政府继续承认“韩愈故里在修武”这一历史事实。1982年11月，焦作市人民政府仍然公布青龙岭“韩愈墓”为市级重点文物。尤其是1959年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更以韩愈为例，提倡独创精神。他说：“唐朝名作家韩愈，以散文著称于世。他是河南修武人。他主张用师之意，不用师之词……”
从以上七点可以看出，从韩愈在世的唐穆宗直到毛泽东时代，历经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历代官方对于“韩愈故里在修武”都是十分清楚而且有实物和文字为证的。而在争抢“韩愈故里”的昌黎(辽宁)、邓州、孟州三地，谁也不具备这种历代官方都明确承认的地位，谁也拿不出这些从唐至今一以贯之的官方材料。
二、修武县是中国历史上“晋启南阳”所在地，也是韩愈家族籍贯“南阳”所在地。
在“韩愈故里”的争论中，有一个很关键、很重要的历史地理名词“南阳”。孟州除了说自己是“河阳”外，还十分牵强地说自己也是“南阳”。而“邓州”市也强调自己是正宗的“南阳”。为什么他们要争“南阳”这一个历史地名呢?因为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其叔叔韩少卿、韩云卿、韩绅卿；还有其长兄韩会；儿子韩昶，都是唐朝官吏，他们所填“行状”(相当于现在的履历表)，皆言自己是“南阳”人。不言而喻，韩愈当然也是“南阳”人了。所以他们都要力争自己也是历史上的“南阳”。可是，查阅古地理典籍《括地志》、《集辞》、《水经注》等书籍，都明白天误地记载着“此南阳为河南修武也”。《汉书》更注明“晋启南阳……至秦时改称修武”。特别是宋代大儒朱熹在校点韩愈著作《昌黎先生文集》时，对韩愈故里进行了认真考证，写出了《考异》、《昌黎先生行略考》两篇文章，论证出此“南阳”就是“晋启南阳”的修武县古南阳城。肯定了韩愈故里及韩文公墓之所在，乃是“南阳”即今日之修武县。从此，他的观点成为韩愈故里考证的权威观点。从宋代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史学界基本上都是以朱老夫子的“南阳”观来认识韩愈故里的。
三、韩愈诗文中提到的“归河阳省坟墓”，并非指今日之“孟州”，而是指唐代河阳军节度使辖下的修武县。
查阅古籍《资治通鉴》和现代出版的《辞海》历史地理分册，可以看到如下记载：唐代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在洛阳以北的黄河滩里“河阳三城”上，建立了军政合一的河阳军节度使府，后来其治所移到怀州即现在的沁阳，并不是现在的孟州。河阳军节度使辖有河阳三城和五县及怀、卫二州，相当于今天河南省黄河以北、太行山以南、浚县以西的广大地域，是一个地域很广的“大河阳”。当然，韩愈的故乡修武县也被包括在内。这个“大河阳”建立时，韩愈十三岁。从此，身处异地的韩愈在谈到自己的故乡时，有时也用上了“河阳”这个地名。这就象今天的修武人出门在外，别人问起籍贯时，会说自己是“河南人”、“焦作人”一样，指的是一个大的地理概念。而韩愈的父亲、叔叔、长兄却都是在“大河阳”建立之前就逝世的，所以在他们生前都称自己是“南阳人”。明了这些原因后，也就明白了韩愈实为这个“大河阳”辖下的“南阳人”即“修武人”。
据史籍记载：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今孟州城西南20华里的下孟州城筑成，河阳军节度使府才从怀州迁移到那里，而韩愈当时已逝世21年。也就是说，在韩愈有生之年，这个广义的“大河阳”。其治所一直在怀州即今日之沁阳。所以，韩愈诗文中的“归河阳省坟墓”，决不是指的今日之孟州，而是指的河阳节度使府辖下的“南阳”即修武县。
四、孟州韩氏根在修武，是从修武迁往孟州的韩愈后裔。
在本次调研发现的《韩文公门谱》中，我们惊奇的发现，现居孟州的韩愈后裔，都是从韩愈故里修武县迁移至孟州的，他们的祖根源于修武。最早从修武迁往孟州的，是北宋时韩愈十二世裔孙韩善贞、韩善教二人，分两批迁至孟州尹村。再如孟州西武章小韩庄韩氏，是孟州韩氏较大的聚居地之一，乃修武韩愈第二十八世孙韩国旺率子迁去而繁衍起来的。又如孟州西虢镇韩庄的韩氏，也是孟州韩氏较大的聚居地，乃修武韩愈第二十九世孙韩自成率子迁去后发展起来的。他们迁至孟州后，每逢修武韩氏三十年一遇的大续谱时，还都要派代表回修武参加续谱，也都要到韩陂的韩愈墓前祭拜祖先。这些，在《韩文公门谱》中都有清楚的记载，这就十分确切的说明了：孟州并不是韩愈故里，孟州的韩愈后裔，是在韩愈逝世近二百年后从修武分三批迁往孟州的。现今的孟州“韩园”，更是在明末清初才出现于孟州并不断完善的。而这座“韩园”的真假，在学术界、史学界一直是有争议的。
五、古代的修武韩愈古迹众多，辉煌灿烂；进入近现代社会才屡遭人为破坏而凋零。
既然大量的证据表明韩愈故里就在修武，那么有关韩愈的古迹在修武的什么地方呢?在本次调研中，我们把这个问题作为重点，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多方寻觅，终于发现古代的修武韩愈古迹甚多，只是在进入近现代社会后，由于种种原因，屡遭人为的大规模破坏，才形成韩愈古迹稀缺的局面。
1.韩愈墓与韩氏祖茔。韩氏祖莹在云台山前青龙岭的韩陂，安阳城乡马冯营村西北，距县城20公里。据《韩文公门谱》记载和韩愈后裔回忆及当地群众口述，这一处韩氏祖茔自唐穆宗一次封赏万亩土地起，历经千余年的朝代更迭，到清乾隆时期仍有两千多亩。该祖茔自韩氏始祖后魏安定桓王韩茂以下，至韩愈高祖仁泰、祖父 素、父仲卿、叔父少卿、云卿、绅卿，长兄韩会等，俱葬于此。有大型墓冢二十余座，小墓不计其数。韩愈墓在祖茔南部，原冢高有六米多，周长近三十米，墓前除立有韩愈墓碑外，还立有清乾隆皇帝御祭之碑，筑有飨堂三间，石供桌、石香炉一应俱全。墓前石阶神道从飨堂直铺到韩陂之下，神道两旁有石狮、石虎、石马、石羊、石鸡各一对，十分威严。
据调查，韩氏祖茔和韩愈墓近现代遭到两次大规模的人为破坏：一次在清代道光年间，因孟州时任五经博士的韩学礼为了争抢“韩愈故里”之名，以便让“世袭五经博士”一职永留孟州，竟丧心病狂地策划阴谋，买通修武韩氏祖茔周边贫困村民，以“垦荒”的名义，将修武韩氏祖茔和韩愈墓及石供礼器毁坏殆尽。修武韩氏发现后，曾同“垦荒”村民打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由于韩学礼公然支持“垦荒者”，当堂包揽祠讼，这场官司打了六七年，相继气死了修武韩氏的两任族长。最后，虽然修武韩氏在修武县、怀庆府都赢了官司，但由于“执行难”的问题，被毁的韩氏祖茔、韩愈墓碑、御祭碑、石供等再也没有恢复起来。(此案的详细经过，另有专文披露。)
另一次浩劫发生在1958年的“平整土地”运动中。经过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原韩氏祖茔土地被划归周边村庄所有。由于韩氏和周边村民祖上的那一场官司，所以这股仇气、怨气世代相传，直到1958年“土地平整”运动，这个“世仇”引发的怒气又一次爆发。在冠冕堂皇的政策支持下，韩家祖茔的大小墓冢被周边村民一扫而光。幸亏韩愈名声太大，又有焦作市文物部门出面干预，韩愈墓才得以保留，但也从原来的大冢削成了低墓，比原墓规模小了许多。直到1984年，修武韩氏后裔在韩愈墓前才重新树起了石碑。
2.韩愈衣冠冢。此冢原位于修武县城外西北方向半华里，即现在的城关镇赵厂村北韩氏老坟，已经从城外“变”到了城内，是我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韩愈逝世后，于次年(唐宝历元年，公元825年)归葬于韩陂祖茔。同时，其子孙又在县城外西北隅，建立了另一座“韩文公衣冠冢”，作为“疑墓”以防真墓被盗。到明代嘉靖年间，因韩陂的韩文公墓距县城太远，古代又交通落后，县内官员及全县学子四季祭祀多有不便，遇有大风暴雨更无法前往，县府就在这座墓冢前设了祭台，以便四时拜祭，并立碑以记其事。从此，形成了修武县有两座韩文公墓并存的局面。此墓原高五米，周长二十多米。墓前原有明碑一方，设有祭台与石刻香炉。1966年“文革”破“四旧”时，这座墓也被红卫兵当作“四旧”，祭台、香炉被砸坏，墓冢封土被扒低。韩愈后裔为保护“祖迹”，于祭台被毁的当天晚上将墓碑埋了起来，改革开放以后，韩愈后裔又在此墓前立起了韩愈墓碑。
3.韩愈故里与韩文公祠。据考证，自韩愈上推七代，其四十四世祖韩镶于后魏神龟元年(元元518年)，因避政乱来到修武县安阳城隐居。在安阳城生活94年后，于隋大业八年(公元612年)为避匪乱，又由其四十五世祖韩杰率领全家迁至修武县城东关安家。韩愈作为韩家第五十世传人，到他出生时，韩家已在东关居住六代了，计158年。韩愈曾在这个东关故里为父母、兄嫂先后守孝两次达数年之久，又在这里出发游览云台山多次，并在云台山百家岩的西白涧题有诗篇。他的祖父、父、叔、兄弟、侄子所填“行状”(即履历表)中的“南阳”，指的也是这里，因为修武是“晋启南阳”的所在地。韩愈逝世后，随着他的声名越来越大，他的故里旧宅也被改建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韩文公祠”。祠内正殿供奉着高达九尺的韩愈铸铁坐像，祠门高悬“韩文公祠”金色大字横匾，正房房门上高悬“百代文宗”金色大字横匾，成为韩氏后人每年四时祭拜韩愈的“家庙”。由于韩愈的声名太大，封建时代南来北往途经修武的文人学士、各路官吏，都要到“韩文公祠”拜祭这位文坛泰斗，甚至送匾刻碑，以表崇敬之情。经过近千年的岁月积淀，到辛亥革命前，这座“韩文公祠”院内外所立碑碣多达六十余方，可说是一个中型碑林。可惜的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干扰，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在解放后并未得到保护。韩文公祠于1950年坍塌，韩愈大铁像于1953年被民兵砸碎，当作废铁卖掉充作活动经费。韩文公祠内林立的六十余方石碑也未逃过劫难，在1958年大炼钢铁运动中，绝大部分被砸碎，作为石灰石扔进小高炉，充当了炼铁辅料。
4.宁城书院与韩文公祠。在县城东关韩愈故里附近，自北宋咸平年间即建有宁城书院，作为全县学子求学之所。该书院除供奉“至圣先师”孔子、“亚圣”孟子外，还专门建有一座小型的“韩文公祠”，供奉本县“圣人”韩愈。据老年人留下的传说，宁城书院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集中学子参拜孔、孟二圣。于此同时，作为修武的书院，还要同时参拜“先儒韩子”，以激励众学子向这位“贤哲老乡”学习。宁城书院直到辛亥革命后废除旧私塾时才被停办，但其“韩文公祠”和供奉的“韩文公”大型木制牌位直到1945年日冠投降时还存在，解放初期因年久失修而倒塌，只有旧《修武县志》上所刊的《宁城书院图》，还可供后人参阅。
5.韩愈长子韩昶冢。我县郇封镇后雁门村西，有韩愈长子韩昶冢。墓高现有五米，周长约二十米，墓前有碑。《韩文公门谱》中载有韩昶墓志铭，其墓志铭开篇即写明“唐故南阳韩公讳昶……”表明了韩昶是南阳人亦即修武人。铭文结尾部分写道：“……大中九年六月三日寝疾，八日终于任，年五十七。其年十二月十五日，葬河阳军怀州修武县中雁门村……”这就又一次说明了，韩愈一族的故里，确确实实是修武县，此冢现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韩湘墓及湘子祠。韩湘墓与韩湘子祠位于安阳城乡的九里山东麓。韩湘，也称韩湘子，中国道教传说中的八仙之一，是韩愈长兄韩会的孙子，系韩愈侄孙，祖孙情谊甚笃。原墓冢高六米，周长四十多米，冢前碑高九尺，筑有碑楼，碑刻“唐大理寺丞韩公湘子墓”。韩湘子祠在韩湘墓前，面南而建，祠为三间。祠前门高悬横匾“韩湘子祠”四个金色大字。祠内正中神座上高坐韩湘子神像，泥胎彩塑，手持横笛，鹤发童颜，仙风道骨，生动传神。两旁有站立的仙童二尊，均手持拂尘。神像前有祭案、香炉、拜垫。祠内两山墙上绘有大型壁画“八仙过海图”、“八仙降龙图”各一幅。两幅壁画中都绘有钟离汉、铁李拐、张果老、曹国舅、吕洞宾、韩湘子、蓝采和、何仙姑八位神仙。但由于是在韩湘子祠，两幅画面中的韩湘子都比较突出。神象背后有后门，出后门即是韩湘子墓。韩湘墓、韩湘子祠均在武，是“韩愈故里在修武”的又一有力佐证。
韩湘墓、祠直到1956年还在，香火颇盛。但1956年至今已五十年，由于群众开山采石，建立大、小采石场十余处，几乎已将九里山夷为平地。因此，韩湘墓和韩湘子祠早已被毁，不复存在。
7.遍布修武全县的三十多座韩文公祠。作为延续千年的韩愈故里，韩氏家族在修武是名门望族，韩愈子孙现有人口近3万人，分布在修武、获嘉、武陟、焦作三县一市的四十多个村庄，而且这些村庄中韩姓都是大户。(因获嘉、武陟两县均为隋、唐之际从修武划出；焦作全境从修武划出也不足50年)远比孟州韩愈后裔只有两、三个村，不足两千人多得多。由于修武韩愈后裔人数多，分布广，所以在他们居住地基本上都建有韩文公祠，作为供奉祭拜韩愈的家庙。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分布在三县一市的韩文公祠还有30多座。但50多年之后，特别是经过“文革”摧残，现在仅剩下三四座了。
纵观本次调研得出的五点结论，我们既感到振奋与鼓舞，同时又感到痛心与遗憾。振奋在于“韩愈故里在修武”这一历史事实证据确凿，不容怀疑；鼓舞在于一千余年来，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史学界的认同，“韩愈故里在修武”始终是主流，只是近20年来产生了一些波折。只要我们努力工作，挖掘并广泛披露相关史实，争取国家和史学界的再次认同，不但是大有希望的，而且是能够做到的；痛心在于解放后我县长期不认识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不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致使无比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损失严重；遗憾在于我们坐失了利用历史文化遗产提高知名度、发展经济的机会。特别是有关韩愈的大量古迹惨遭“人祸”；在别人大做文章时我们又无动于衷，麻木不仁。这些，都应该当作我县文化发展史上的沉痛教训，牢牢记取并加以反省。
作为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韩愈对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因而成为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人。近年来，韩愈的影响更走出国门，世界各地也掀起了研究“韩学”的热潮。同时，潮州、阳山、邓州、孟州等与韩愈沾上点边儿的地方，都争相打出韩愈文化品牌。作为韩愈故里的修武，作为旅游大县、旅游名县，我们绝不能再默默无言，冷眼旁观了。目前，省、市正在大力号召建设文化事业，我县要抓住机遇，将名人文化的开发利用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起来。修武最有特色、最有优势的名人文化资源，当数宁封子、魏华存、竹林七贤、孙思邈、韩愈。当前最迫切、最紧要的工作是抓好“竹林七贤”的宣传、研讨，固化修武的“竹林七贤”隐居地地位；与此同时，要宣传、挖掘、开发利用好韩愈文化品牌，推动韩愈文化品牌建设，充分发挥韩愈文化在我县“两个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为此，我们建议：
1.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和各种媒体，在全县大力宣传韩愈文化和“韩愈故里在修武”的重大意义，增强全县人民作为“韩愈故乡人”的自豪感，坚定“韩愈故里在修武”的正确历史观。
2.继续挖掘、收集、整理有关“韩愈故里在修武”的书证、图片和实物证据，在大量占有书证、物证的基础上，进行认真的研讨论证，撰写出一批有论点、有论据，分析透彻，结论精当的研究文章，结集出版《韩愈故里在修武》专著，在全国发行的同时，并向“韩学”研究的专家学者赠送。
3.建立“韩愈故里在修武”网站，将《韩愈故里在修武》的专著内容输入该网站，让这一历史事实通过互联网传输给全国、全世界各地的人们，让他们在网络上加深对“韩愈故里在修武”的认识，让他们从网络上了解韩愈故里的各个方面，提升修武知名度。
4.通过以上三点措施的落实，加强与国内外“韩学”研究界的联系与互动，在适当的时机召开“韩愈与修武”学术研讨会，充分论证“韩愈故里在修武”的正确性，将已被歪曲的“韩愈故里”之名“归还”修武。
5.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规划并逐步恢复已经毁灭的韩愈古迹，并对现有的韩愈古迹加强保护。
6.在适当的时机在我县召开“世界韩氏祭祖(寻根)大会”，让海内外韩愈后裔、韩氏宗亲和国内外“韩学”专家、学者，齐聚修武，祭祀韩愈，并就研究韩愈文化与韩姓文化等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进一步扩大“韩愈故里在修武”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