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42年，南宋绍兴十二年腊月二十九，岳飞在临安城中的大理寺狱中被冤杀。随同他慷慨赴死的，还有他的爱子-人称“嬴官人”的岳云，以及岳家军第一猛将张宪。
在随后的几年里，岳家军中其他的猛将，诸如牛皋、徐庆、董先等，也纷纷被秦桧或毒死、或流放、或淹没了踪迹。
但这似乎并不重要了，因为从岳鹏举在临安牢狱中，慷慨赴死的那刻起，岳家军就不复存在了，便如早春临安城中的雪，在阳光的温润下冰消瓦解。同时随同他一起冰消瓦解的，还有一颗帝国的良心。
如今当我们再回望那段历史的时候，很多人单纯地把岳飞悲惨结局的原因，归结于是他始终坚持“迎还二圣”的政治主张，触动了宋高宗赵构的根本利益，继而让赵构起了杀心。其实有这种观点，也无可厚非，因为从表层来看，岳飞主张“迎还二圣”的主张，的确会让赵构很尴尬，甚至是感到帝位不稳。
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讲，第一次东京保卫战结束后。赵构是奉命去金国议和的，只是中途被宗泽劝住了；后来金国发动第二次东京保卫战，宋钦宗赵桓任命当时尚在宗泽处的赵构，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令他起兵勤王驰援汴京的。自始至终，他登基帝位都缺乏合法的理由，因此如果一旦宋钦宗回朝，赵构的帝位，自然会不稳固。但是这一切的推论，都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赵桓能回来。但从当时宋金两方的实力对比来看，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影视剧中岳飞与秦桧
所以从严谨历史角度来看，那种主张因“迎还二圣、触怒赵构”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而笔者认为，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可以佐证“迎还二圣”的说法并不严谨：
首先，宋朝自赵匡胤“陈桥兵变”建国以来，始终强调以孝立国，否则宋朝也不会频繁地出现，诸如“杜太后立金匮之盟”“刘娥辅政”“高滔滔废除新法”等后宫执政的情形。宋朝的后宫们之所以如此高调，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源于宋朝主张“以孝立国”，对后宫、对母系有着巨大的包容。
郾城大捷
“靖康之变”发生后，太上皇宋徽宗被金人掳走了，民间、庙堂喊口号，劝谏皇帝迎还君父，赵构至少表面上是认可的。否则他的臣民便会怀疑，他执掌宋朝江山的合理性。
其次，南宋立国初期，尤其在建炎年间，喊“迎还二圣”的绝不止岳飞一人。当时的主战派中，如张浚、韩世忠、宗泽都曾几次上书高宗，要求北伐迎还二圣。甚至连张俊、刘光世，那种遇见金军就跑的废物将领，都喊过“迎还二圣”的口号。
反倒是岳飞，自绍兴五年后，在与高宗来往的上奏中，他绝口不提“迎还二圣”，那为什么是绍兴五年以后呢？这就关系到第三个原因。
其三，公元1135年绍兴五年，宋徽宗死于金国“五国城”。身为戍边大将、行营左后护军宣抚使的岳飞，不可能不知道这样重要的信息，除非你认为古代没有间谍侦查系统。所以这就能解释，为何自绍兴五年，他绝口不提“迎还二圣”。甚至连对宋钦宗的称呼都改成了“天眷”。何为“天眷”？就是皇帝的亲戚，由此可见，岳飞已经明确认识到“迎还二圣”已经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没有必要再时时提及“迎还二圣”口号。
但岳飞终究还是被冤杀了，个人观点认为是，赵构想借岳飞之命来警告朝廷里的主战派，不要肆意喊战，不要轻启战端，更不要破坏自己历尽千辛万苦才换来的“美好生活”。
绍兴十年，岳飞最后一次北伐，被十二道金牌召回。
此外因为遭遇过“苗刘兵变”，那样生死危急时刻，赵构偏偏又对武将势力十分忌惮，害怕军队坐大。毕竟那次，苗傅、刘正彦逼着赵构不得不退位，还杀光了周身的宦官。
想要立威，想要杀鸡儆猴，想要一举遏制主战派的风头，就必须找个分量足够的人开刀，环顾周遭的南渡诸将。
韩世忠平定苗、刘兵变，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不太好下手；张浚、刘光世见到金兵就跑，你让他打，他都不敢去打；刘錡，资历太浅；川陕的吴玠早就死了，即便吴玠不死，他也只是守将绝少主动出击。
朱仙镇大捷
唯有岳飞，不论军功亦或是资历，都是当时帝国军人中首屈一指的。况且岳飞借着，绍兴十年的北伐战功，“郾城大捷”“朱仙镇大捷”令他声望如日中天，仿佛收复汴京，直捣黄龙只在一瞬间，因此唯有杀了岳飞，才能给主战派以极大地震慑。
于是在这无耻、恶毒想法的催动下，赵构、秦桧，这两个历史的罪人苟合到一起，制造了这场令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
不能不说此二人，不啻为石敬瑭以后，中国历史中又一个千古罪人。
因为纵观这次事件的影响，岳飞的死，不仅是令南宋失掉了光复中原的机会；更严重的是，从此以后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投降派，占据了南宋帝国的庙堂，他们开始利用朱熹的理学，对中国人残存的一丝尚武精神进行阉割；最终让整个中华民族彻底脱去了血性、勇武，成为任人欺压的顺民，这一历史的转变，中华民族历经近千余年，仍未回转。
而且北方的中原地区，从此便沦陷于，一种落后思想、落后体制的统治中，极大地影响了北方的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进步，使得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从那时起便逐渐拉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