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一个著名的岛国。凭借着20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期间的经济飞速增长跻身亚洲四小龙之列。
时至今日，华人在新加坡人口中依旧占了74%，可以说，华人是构成新加坡社会最重要的基石。
那么一件吊诡的事就摆在眼前了，为什么当时华人人口超过四分之三的国家没有选择汉语作为国语，而是将英语捧上通用语言之位呢？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又是为何认为“汉语存在劣势”呢？
要理解这些问题，追本溯源，我们应当回首向历史的尘埃中，从新加坡的独立开始抽丝剥茧。
沧海一粟 何以立国
二战战后，世界形势风云变幻，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早已摇摇欲坠，英国政府被迫改变自己的殖民政策。
在一系列宪制会谈后，英国政府同意给予新加坡在英联邦内部的自治邦地位。新加坡最终于在1959年获得自治，成立了自治政府。
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它的独立并不会对全球格局产生影响，但是对新加坡自身则产生了巨大影响。
政治上，新加坡的威权政治体系正是源于独立期间的政治发展历程；经济上，独立迫使新加坡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外向型经济。
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也受到其独立的影响，政府需要在居民中形成新加坡国民意识。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新加坡，是当时新加坡所有政党追求的政治目标。
弥合疮痍 求同存异
由于新加坡外向型发展特性，当地形成了开放多元的社会。这样的社会虽然有利于吸引各地人才，推动经济发展，但是却阻碍了新加坡国家认同的发展。
新加坡人口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和印度泰米尔人及其他种族构成，难以拥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取向。
当地居民很多又以各自的母国作为效忠对象，这样的人口状态对新加坡国家认同发展十分不利。
因此，自 50 年代起，新加坡政府就试图整合新加坡社会，期望形成新加坡的国民意识，建构居民对新加坡的认同和效忠。
首任总理李光耀曾公开表示：“新加坡既非马来人的国家，亦非华人的国家，更非印度人的国家，而是一个综合民族的国家。”
于是，为了提高居民对新加坡的认同和效忠程度，新加坡政府 50 年代就开始了社会整合工作。
主要是文化整合，对新加坡存在的多元文化包括中国儒家文化和马来文化进行整合，逐渐改变各种族尤其是华人固守自身民族属性的状况，而突出“新加坡”属性。
但是，新加坡复杂多样的民族情况不容小觑，包括华族、马来族、印度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各民族间在交流交往交融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新加坡社会的特点是多种竞争性文化并存，但就是缺乏一个强大的本土宿主文化和宿主语言。
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就出现了，怎样在不引起激烈民族矛盾的情况下成功将不同族裔的人民纽结到一起，让他们成为“新加坡人”而不是“新加坡华人”，“新加坡马来人”和“新加坡印度人”呢？
答案通常会有两个，一个是求同论，即在已有的族裔之间，寻找出一个先验的，共有的特征来加深其的联系，比如基督教国家的上帝选民理论。
另一个则是构建论，为他们构建出一个凌驾于族裔之上的认同。
比如中国，在调节与少数民族关系时，构建出一个在单个族群之上的更大的民族共同体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而新加坡有什么，不算民主的政府，鱼龙混杂的民族，东南亚强国的环伺和漫长而又悲哀的被殖民史。
她从哪去找一个共有的特征，又从哪开始建构一个体系呢？
等等，被殖民史？就决定是你了。英语。
多元文化 共同语言
政治方面，新加坡政府考虑到其作为东南亚地区唯一华人主导的国家的地缘政治状况及不同民族存在的社会现实，从宪法上确立自己是一个多民族和多文化国家。
新加坡政府没有抵制或否认多元民族社会产生的压力，而是在独立以来就多元文化问题引入了多元文化主义。
多元文化主义建立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承认并尊重不同民族的身份文化，倡导包容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包容和彼此尊重。
而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不是以分离而平等的模式为基础的，而是一种积极的、互动的多元文化。
自英国殖民者占据新加坡开始，英语一直是殖民政府所使用的语言，在社会上占有主导地位。
由于多民族、多语言和多文化的特点，新加坡政府于 1966 年发布的《新加坡调查报告委员会报告书》，标志着双语教育进入实施阶段。新加坡政府积极推进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教育，提高英语作为优势语言的地位。
英语作为各个族群之间沟通的工具，它将使所有新加坡人抛开民族身份都能相互交流。
英语虽然是英国殖民新加坡时期遗留下来的产物，但纵观新加坡的发展史，英语始终在其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能听懂英语的民族却有一半以上，更容易被各族人民所接受。
为此目的，英语是一种自然的选择，它是外国人的语言，可以说是一种“中立”的语言，可以作为民族间交流的语言，而不对任何群体给予特权或歧视。
这样，英语可以成为所有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确保同质性。
但是，就算英语有万般好，李光耀又为何要单单认为“汉语存在劣势”呢？
华文势微 汉魂尚存
事实上，李光耀真的说过“汉语存在劣势”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如果问有没有类似的表达，那是有的。
在李光耀2011年出版的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中明确写道：
“语言政策可能会成为经济成功的关键。它确实能决定一个国家的成败……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必须把英语作为我们的工作语言……汉语绝对不可能成为新加坡的通用语言。我们当时是在马来人包围下的多民族国家。”
汉语本没有什么比之其他语言所独有的劣势，但在新加坡谋求发展与独立的当口，汉语声调众多，字形复杂，语法周密的特点就成了最大的缺点——难以快速推广。究其原因，并非汉语之罪。
而李光耀也并非是讨厌汉语。据香港中评社9月19日报道，李光耀表示，母语是让人追本溯源的语言，不谙华语者，日后一定会“后悔莫及”。
他强调，有必要让孩子自小就学习华文和英文双语，“要在新加坡生存，没有英语会很辛苦，没有华语则一定会后悔莫及。这并不是因为中国崛起，是因为你自己要了解你自己的根。”
由此看来，李光耀放弃华语作为工作语言的选择并不是出于一己之私，而是为了新加坡的长远发展。李光耀自己也将汉语放在生命中重要的位置。
方言已死 华语当立
当我们分析完李光耀的态度，或许还须问问自己，汉语真的存在劣势吗？
作为中国人的我们似乎很难认同这一观点。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如今中国各地的人的无障碍交流，在古代，甚至在民国之前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教育的高度普及，让大家都会了读书写字；简化字的推行，降低了学习与阅读的门槛与难度；
更重要的是，普通话的推行，打破了地域之间交流互通的最后一层枷锁。
而当时的新加坡，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华族人大多是从中国移民至新加坡。因中国各地的汉语方言不同，他们来到新加坡后也传承了多样化的方言。以地域区分的方言主要有粤语、潮州话、客家话、吴语、闽南语等。
方言群体之间存在语言障碍，彼此交流困难，一方面不利于华族加强团结，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文化推广输出。
因此，在新加坡，汉语的优势被方言的繁杂消解了。
1979年，新加坡华人社区所使用的“方言”至少有 12 种，这些方言不仅对双语教育增加了干扰，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
新加坡政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组织并发起了“推广华语运动”。李光耀曾言：“以华语来取代方言，重组华人社会，使它由分裂变为团结，也是我推广华语运动的目标”。
李光耀的华语革命胜利了，这场运动通过政府的干预成功将新加坡的华族语言从方言转变为华语普通话。
人口统计数据显示，在短短 10 年间，华语使用率从 1980 年的 10.2%上升到1990 年的 23.7%。
同样，使用方言的人数从 1990 年的 59.5% 下降到 39.6%，到2000 年，使用方言的人数进一步下降到 23.8% ，使用华语的人数上升到 35%。
这些统计数据真实地反映了新加坡人的语言行为，推广华语运动在促进新加坡华族群体提高华语水平和减少方言使用方面取得了成功。
新加坡华族学习华语，进一步加强了华族社会内部的团结稳定，加深了华族与中华民族在传统文化价值观上的共鸣和认可。
推广华语运动也促进了华语和中华文化在新加坡社会的流行，吸引了其他民族的人群对华文的兴趣，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加入到了这项语言运动。
固守国本 本固邦宁
当前，新加坡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是非常成功的，有力地证明了其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的正确有效性。
新加坡政府在推行四种官方语言政策、双语教育政策、推广华语运动和说好英语运动后，在语言政策上找到了平衡点，实现了众多目标。
对于世界上大多数多元文化的国家和地区来说，语言政策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在民族国家建构、国家利益、多元文化发展上的联系密不可分。
如何制定有效地语言政策以适应自己的环境，这是需要认真思考的。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多元的国家，在语言政策方面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对多元文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决策者具有重要的启示。
由于历史文化的差异，世界各国选择的发展道路也不尽相同。在制定和实施语言政策时，理应根据不同的国情，采取不同的语言政策。
无论是实行单语制、双语制还是多语制，究其根本，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平等
团结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