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确地说，时间是2002年12月5日。

黄杏，在深圳一家酒店打工的厨师，感到发热、畏冷，随即去了医院就医，辗转多家医院，病情不见好转，2002年12月17日送往广州军区总医院，这就是“非典”的开端，中国人开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患者逃跑

2003年3月1日，凌晨1点，27岁山西籍女子持续高烧、呼吸困难，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并亲自将其护送到解放军总医院。同时，非典也正式进入北京。

至此，SARS潘多拉魔盒正式打开。

SARS来势凶猛

2003年2月9日，广州市非典感染人数突破100例，死亡率居高不下，而此时的北京还对此一脸茫然。不久，佑安医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市人民医院多家医院同时出现大量发热的患者，并且他们都有着相同的病征。3月27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北京为“非典疫区”，其中北京人民医院确诊SARS患者120人，本院职工高达83人，车水马龙的北京城大街此时已经空空如也。

非典时期长安街

随后，疫情开始蔓延全国，吉林确诊首例SARS，接着就是辽宁，河北......

河南省洛宁县罗岭乡韩沟村封村

小汤山抗非记

2003年4月22日，在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上，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建议征用疗养院以解决床位不足问题，小汤山疗养院进入考虑范围并请示国务院。23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40公顷土地，由北京住总、北京城建、北京建工、中建一局等北京六大建筑集团公司，合力抢建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从命令下达到医院竣工，一共只花了7天7夜。

北京小汤山医院

“这里是不是死亡集中营，我们是不是要当做试验？”第一批进来的40岁女患者不愿意下车，墙上的摄像头和站岗的武警使她害怕。

恐慌的情绪就像这病毒需要慢慢地退去。

北京小汤山医院

小汤山医院从4月30日晚收治第一名SARS患者，到6月20日最后的18名患者出院，这座医院一共使用了50天。

小汤山医院在建成后的两个月内，收治了全国七分之一的SARS患者，大大缓解了北京已经绷到极限的诊疗压力，集中隔离治疗也大大减少了病毒的传播。因此，小汤山医院一度被认为是2003年国内非典疫情由严峻走向缓和的转折点。

17年过去了，小汤山医院已于2010年拆除，但它给我们的启示却历久弥新：灾难面前，无论是庙堂之上，还是市井之下，每个人都需要出色地完成自己的那份工作，才能创造出奇迹。

而现在，小汤山模式的延续，交给了2020年武汉。

而受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位于北京城的小汤山近日将会被重新启用。

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这部分内容摘选自柴静的《看见》。

我父母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麻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人民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白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三级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黄色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荡荡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色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阳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胸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白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欲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北京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身，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白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色的输液椅套上全是印的白字：四月十七日，周四；四月十七日，周四……

每个床上都是拱起的凌乱的被褥，有些从床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液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液。二十七张床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白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中央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乱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黄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白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吸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人民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色外科手术服。当我在胸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急救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身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湿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白了。”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根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胸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安全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液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液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官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妻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床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身透湿，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液。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父母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色的油漆在太阳底下已晒得褪色，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白布的病人从我身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

当时我身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这是二〇〇三年，春夏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