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发端于东周，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在中国历史的大分裂时期，弱小政权对强大势力往往采取事大政策，以求自保。而周边各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交往时，也往往采取事大外交。人们通常把事大外交视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对立概念，但严格说来，事大外交只不过是为保证本民族的安危而采取的一项外交政策，它与自主性并不矛盾。

“事大”出自《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孟子肯定以大事小为仁，以小事大为智。前者乐天而保天下，后者畏天而保其国。这就是事大字小的基本观念与原则。

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过程中，事大主义发挥了巨大作用。事大外交是朝鲜王朝对明关系的一大特征，这是在整个东亚秩序中形成的外交形态。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热情。因而朝鲜是明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

早在箕子朝鲜时期，朝鲜半岛便已纳入中原王朝的册封体制之中。7世纪中叶，由于新罗事大以诚，唐朝助其统一了朝鲜半岛大部分地区。高丽王朝建立后，吸取了高句丽、百济国灭亡的教训以及新罗昌盛的经验，坚定不移地对同时代的辽、金、宋、元王朝实行事大外交政策。

朱元璋建立大明政权后，彼时的高丽恭愍王曾派遣使臣姜德赞“贡方物，并纳元授金印”，表示高丽与元朝脱离关系，并且派大臣赴南京贺万寿节、贺元旦及谢恩等方式，尊明为正朔，诚心事明。与此同时，为了使国家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恭愍王还与残存的北元势力保持了一定的联系，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以事大为基本策略。

在亲元派权臣拥戴下即王位的高丽辛禑王上台后一度采取了亲元（北元）脱明外交政策，接受北元册封，使用北元年号，尤其是围绕着铁岭（在今朝鲜咸镜南道与江原道北部交界处）立卫问题，高丽与明朝分歧很大。

1388年，明朝在原双城总管府之地设置铁岭卫，移文告知高丽。辛禑王借此发难，联合蒙古侵袭辽东，时任守门下侍中的李成桂上疏阐述“以小事大，保国之道”的道理，力劝辛禑不要对明朝动武。只可惜辛禑王执迷不悟，固执己见。是年四月，辛禑王派左军都统使曹敏修、右军都统使李成桂出兵攻辽。五月，李成桂渡过鸭绿江后，发觉行军困难、粮饷不济，上书要求班师，辛禑王不听。于是李成桂劝服曹敏修，果断在威化岛回军，返回开京（今朝鲜开城），诛杀权臣崔莹，逼辛禑王退位，拥其子王昌即位。自此，李成桂掌握了高丽政权。同年十一月，辛禑王意图复辟，事败。李成桂以明朝称王昌非恭愍王之后而不许入朝为借口，废王昌为庶人，改立高丽宗室王瑶，是为恭让王。辛禑王流放江陵，王昌流放江华，十二月被杀。恭让王不过是李成桂的一个傀儡，很快李成桂便废黜恭让王并自立为王。

李成桂立国后，立即派人请国号于明朝。朱元璋以为“东夷之号，惟朝鲜称美，且其来远，可以本其名而祖之”，故赐其国号为朝鲜。这令朝鲜君臣甚为感激。请求中国皇帝赐与国号，在朝鲜历史上也仅此一次。李氏朝鲜从一开国就显示其对明亲附的态度，定下了“愿言修职责，万世奉皇明”之策，对明行事大之礼，以“事大为重”。

朝鲜太祖李成桂

李朝的“事大”思想在李成桂的儿子李芳远身上也得到很好的体现。

太祖时期，李芳远曾多次前往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朝鲜贡马，李芳远随贡使前往南京，路过北平时与燕王朱棣私相会见。之后，李芳远发动了两次“王子之乱”，成功登上王位，是为朝鲜太宗。太祖李成桂始终未能获得明太祖的册封，所以李芳远即位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请求明朝册封，而他比较容易地达到了这一目的。因为李芳远即位时，燕王朱棣发起了“靖难之役”，建文帝为了从朝鲜获得战马，积极对其进行笼络，所作出的让步之一就是对他进行册封。而朝鲜在此期间也采取了两面外交的政策，并利用双方对朝鲜战马的需求，取得了一些在和平时期所不能取得的外交成绩。

随着燕王朱棣的获胜，李芳远又迅速转向了燕王，停止使用“建文”年号，并派使臣赴明祝贺。永乐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遣使以金印、诰命赐朝鲜国王李芳远”。此后朝鲜“贡献，岁辄四五至焉”。永乐十六年（1418）迁都北京后，“朝鲜益近，而事大之礼益恭，朝廷亦待以加礼，他国不敢望也。”

朝鲜太宗李芳远

终明一朝，朝鲜对明朝的“事大”主要表现为：

（一）以明朝为正统

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使用明朝年号与历法。明朝每年颁大统历予朝鲜，朝鲜即用此历，行大明年号，二百多年间一直如此，习以为常。一旦明朝正朔改变，朝鲜亦立即变更，力求与明朝保持一致，“年号法度，一遵大明”。

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谢恩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贺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使行”。

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原王朝册封方为合法。李成桂建立政权，奏告明朝，请求国号，是以“权知国事”的名义，而非朝鲜国王的名义，因为在未得明朝册封前，还不能被称为朝鲜国王，这成为一条重要的标准，为历代朝鲜国王所遵循。与之相应的，国王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宗主国的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

此外，皇帝向天下颁布诏书时，也会派遣使节来朝鲜宣诏。在中国“天使”抵达朝鲜首都汉城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初称迎诏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

（二）思想上归依中华

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许多事物模仿明朝，如导入大明衣冠、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

衣冠制度是华夷区分的重要标志。新罗以后，朝鲜半岛力求采用中国衣冠制度。在朝鲜人看来，“箕子朝鲜，衣冠制度悉同中国”，故华夷一样。但“自三国以来，冠服皆循土风，新唐武烈王法唐制，仪章服饰稍拟中华”。高丽初年曾又自定服饰，但经常年兵火，又皆散乱。“事元以来开剃辫髪，袭胡服，殆将百年。”进入明朝，“文轨攸同，赐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赐，衣冠服饰，焕然一新，使我东方得免胡元左衽之俗，复见礼乐文物之盛，诚千载盛际也”。朝鲜对礼乐衣冠制度的看重，由此可见一斑。

朝鲜王朝从一开始就把儒教理学作为政治统治理念，著名儒学家层出不穷。李朝派往明朝的使节大多负有购进孔孟儒家经学与朱子学著作的任务，明朝皇帝也经常赠送儒家经典。李朝时期，由于朱子理学的传入，加上众多学者结合本国国情对儒学的深入研究，使朝鲜的儒学更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刑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

1444年，朝鲜世宗创制谚文（训民正音），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认为朝鲜自立国以来“至诚事大”，与中原王朝“同文同轨”，没有创作谚文的必要。如果此事流传到中国，怕惹人非议，“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宗主国中国奉为“天朝”、“中华”，并自诩为“小中华”。

（三）向明朝寻求保护

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以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丰臣秀吉向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倭乱”。朝鲜不敌日本，国王宣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明神宗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更加强化了事大主义。

明代中朝关系一向被视作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对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是慕华，而具体表现则是事大。“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诚心事奉明朝，这不仅是出于文化上的认同，更是为了自身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