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产品的创造性往往优于原作。例如，一种山寨手机增设了一项检测假币的功能，这就使其具有了原创产品的地位。在这里，出其不意的变化和组合带来了创新。山寨诠释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创造力。山寨产品渐渐偏离原作，直至其自身最终突变为原作。已经拥有稳固市场地位的商标不断被修改。阿迪达斯（Adidas）变成了阿迪多斯（Adidos）、阿达达斯（Adadas）、阿达迪斯（Adadis）、阿迪斯（Adis）、达斯达（Dasida），凡此种种。换句话说，人们在用商标玩着一个彻头彻尾的达达主义游戏，这不仅使创造力得以发挥，同时也对经济权力和垄断地位产生了或是戏谑模仿、或是颠覆的效果。颠覆与创造在这里合二为一。
当人类长出翅膀、美洲狮学会抽烟，或苹果突变成闻所未闻的形状时，它们还是假货吗？照片来源：尼古拉斯·斯图本哈根（Nicolas Stubbenhagen），2010年。
山寨一词，原指山林营寨。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中，宋代起义军（包括农民、官吏、商贾、渔夫、僧侣）在山林中安营扎寨，反抗腐败的朝廷统治。单是小说里的这一文学语境，就赋予山寨一层颠覆性的含义。因此，网络上那些模仿官方媒体的山寨表演被解读为针对舆论霸权和权力垄断的颠覆性行为。这一现象表明，人们希望山寨运动能够在政治层面上解构国家权威，释放民主能量。但是，如果将山寨片面地归结为其无政府主义的颠覆性一面，人们就会忽视它作为游戏的创新潜力。至于小说《水浒传》，使其自身接近于山寨的，并不是其反抗的情节，而是其创作和产生的方式。首先，这部小说的作者身份非常不明确。据猜测，构成小说核心的故事是由多位作者撰写的。其次，这部小说有着多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包括70回，而其他的版本则包括100回，甚至120回。在中国，文化产品往往不与作者个人绑定，它们通常来源于集体，而并非某一个才华横溢、富有创造力的个人的表达。它们无法清楚地归属于某一个艺术家主体，并将这个艺术家主体认定为它们的所有者，甚至是创造者。其他的中文经典文学作品，如《红楼梦》，或《三国演义》，也是一再被改写。这些经典都有来自不同作者的不同版本，有些结局完美，有些则不然。
中国当代文坛也能看到类似的情况。如果一部小说取得了成功，它的仿制品就会立刻涌现。这些赝品并不总是无效地伪装或竭力接近原作的劣质模仿品。除了明目张胆的商标篡改之外，也有一些赝品通过将原作嵌入新的背景，或赋予惊人的转折来改变原作。这类赝品的创造力基于其主动的转化和改变。例如，《哈利·波特》的成功就推动了这一态势的发展。现在有许多《哈利·波特》的仿写本，以一种变形的方式续写原作。《哈利·波特与瓷娃娃》就对故事进行了中国化处理。书中，哈利·波特与他的中国朋友龙龙和星星一起，在雄伟的泰山上打败了他的东方克星厣道魔，即中国版的伏地魔。哈利·波特在这个故事里能说流利的中国话，但是用筷子吃饭有点费劲。
山寨产品并非意在欺骗。它们的引人之处恰恰在于，它们特别提示了自己并非原作，而只是在与原作游戏。藏于山寨中的赝品以游戏的形式产生了解构的能量。山寨商标的设计也是幽默风趣的。在山寨手机iPncne上，它的商标看起来就像磨损了的iPhone。山寨产品往往有其自身的魅力。其创新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决定这种创新性的并非破除旧有、创造新生时表现出的非连续性和突兀性，而是对修改、变形、组合和转换的游戏兴致。
过程和变化也主宰着中国的艺术史。那些不断改变着大师作品集，并使其不断适应新环境的再造或续作，本身就是大师级的山寨作品。在中国，不断的转化即是一种创造和创新的方法。山寨运动将创新解构为“从虚无中创造”（拉丁语：creatio ex nihilo，或译“无中生有”），那么山寨就是“去—创造”。它把同一性与变化的差异，即把同一性与主动的、积极的差异化对立起来，把存在与过程对立起来，把本质与道路对立起来。以这种方式，山寨体现着真正的中国精神。
自然虽不具备创造性的天赋，但实际上它比最聪明的人类更具创造力。高科技产品往往是自然造物的山寨。自然的创造力源于不断变化、组合和变异的过程。进化遵循的也是不断转化和不断适应的模式。如果西方世界认为山寨不过是欺诈、剽窃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那么它将永远无法企及山寨中所固有的创造力。
